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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王先生对整个新疆考古都有关怀，这本书给我们全面地展现了这个意义。过去我们看王先生的考古报告，一会儿是新疆古尸，一会儿是古墓沟，都是局部的，需要看他的整个六十年的工作，才有完整的概念。比如，王先生是吐鲁番考古工作的主力，尤其是交河。原来我不太了解王先生最早是在交河旁边住着，做了那么细致的交河工作。我原来知道王先生他们一起发掘过阿斯塔那和哈剌和卓古墓，这也是中国新时期考古工作的巨大贡献，因为出土了大量文书，特别是高昌郡、高昌国时期的文书，给我们中国学者带来了大量的吐鲁番文书。而高昌国和高昌郡时期的吐鲁番文书，是此前的探险队，比如大谷探险队、斯坦因等收集品中比较少有的东西，而这些文书构筑了整个吐鲁番历史的清晰脉络，在吐鲁番考古方面，王先生也写过《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一书。
另外一个就是楼兰。王先生这里特别强调了，是1979年，不是1980年，重新发现楼兰。就是说解放以后，也可以说就是从1923年那些西方探险队被中国的古物保护委员会赶出新疆之后，1979年这次是破冰之旅。因为之前考古信息完全断掉了，不知道楼兰在哪，楼兰这么大的城不知道在哪，楼兰LA、LK等等遗址在哪都不知道。所以王先生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考古学家，他在1979年进入楼兰地区，发现了古墓沟，所以这都是真的不容易的。后来王先生继续带着新疆考古所的一些团队在楼兰地区做了很多工作，之后王先生在年龄很大的时候，又来这里探索小河，推动了后来小河的发掘。王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后来小河的发掘，但是做了很深入的关于所谓“吐火罗人”或东西方人种的迁徙、文明的交流这些问题的研究，这些和小河考古关系极为密切。
王炳华先生的研究，不仅仅是停留在考古上，他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一直是秉承着老师的教导，就是要把考古背后的历史讲出来。所以这本书不光是西域考古的手记，他后面有文明史、文化史、东西交流史和丝绸之路史。包括王先生带队做的尼雅的考古，也贯穿着这个思路。尼雅的考古过去主要是斯坦因做的建筑考古，就是寺院、衙署这些遗址。据说当年王先生吃完晚饭去溜达，看到一块棺板露出来一角，结果是个国王的墓，这一点虽然有争议，但是像国家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就坚定认为这就是精绝王陵。
现在非常有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就是王先生他们这次尼雅考古发掘出来的。斯坦因在西方自我吹嘘的最主要的有两点，一个是他拿了敦煌藏经洞的卷子，另外一个就是发现了尼雅，他命名为“中亚的庞培”。没想到王先生所率领的新疆考古所的团队又有重大发现，就是八座尼雅的王侯墓葬。他们当时把八座棺整体抬回乌鲁木齐新疆考古所，再进行室内整理。在他们做室内考古清理的时候，正好我也在新疆，就也去考古所看了，包括“五星出东方”弄出来的一些情况。我当时现场听了王炳华先生讲发现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
王炳华先生对我这个晚辈多有指点，我本人其实是有很多跟着王先生学习的机会，这里提两个事情。一个是我和耶鲁大学的韩森教授合作组织了一个“重聚高昌宝藏”的国际项目，王先生是我们约请的专家之一，1995至1998年期间，我曾跟着王先生学习了很多东西，比如我曾经和韩森一起，在王先生主持的新疆考古所看了很多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考古挖掘的档案，还有一些旧照片，有很多收获。项目中王先生负责吐鲁番出土庸调簿的研究，我也有机会跟着王先生看过实物。
1996年5月，王炳华（左三）率“重聚高昌宝藏”项目部分成员考察阿拉沟遗址
另一个机会，就是2005年我们跟着冯其庸先生去楼兰考察，先期我们几个年轻人跟着王炳华先生一起从库尔勒到米兰，他想借这次机会寻找他很多年以前曾经发现痕迹的米兰地区汉代的古城。随后几天，我们和大队人马从米兰下楼兰，又从楼兰直接往东，这是有点玩命的，奔赴敦煌。这一路上就是听王炳华先生在现场讲课，特别是楼兰那一段路，比如说一些地层你怎么看，夯土层你怎么看，沙漠之中的那些渠道怎么看，像大多数没有专门学过考古的原本看上去一抹黑，有考古学家在面前一讲，那就非常清楚了。等到了敦煌，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院长看到老同学王先生来了，看到冯先生如此高龄从罗布泊考察出来，特别给我们开了好几个特窟，我们跟着樊院长，跟着王先生，得到很多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