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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设计师孙大为自创品牌DAWEI 2017秋冬系列
设计师面临的，是复杂的时装体系。他除了要满足普通消费者，还需要满足来自时装编辑、买手、评论员的需求。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获得时装界关键人物的青睐。“设计师像列维斯特劳斯描绘的工匠一样，从历史的存在中采纳有意义的部分，创造一个能成功销售的物件。他的工作，是对文化范畴进行客观综合。”萨林斯说。
在这种情况下，时装所显示的东西，与实际生活存在着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见的高级时装，经常会被人们认为“无法在日常穿着。”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时尚”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日常生活服务的。
时尚研究者认为，西方的时装体系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诞生之日起，“时尚”就与“阶级”相关，它是模仿上层阶级的方式。齐美尔认为，时尚是对于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作用。就像一个画框，既内在赋予了艺术品连贯、独立的本质，又外在隔绝了艺术品和周围空间所有直接关系。“
狭义上的“时尚体系”，是一种特殊的衣着供应系统。它出现于14世纪的欧洲宫廷—— 以路易十四的法国皇室为代表。随着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尚产业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在一些研究者的著作中，时尚被看作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出现和发展的特征。在宫廷社会里产生的时尚，要求时尚与身体拉开距离。换言之，它呈现的是衣着，而不是身体。
路易十四（1638—1715）
理查德·桑内特在《公共人的没落》中，说到时尚与自我炫耀之间的关系。直到18世纪后半叶，外表还是“和自我保持一定距离的东西。”18世纪的贵族阶级，戴着浮夸的假发，是为了将穿着者固定在某个身份上。这种情况下的衣裳好比“戏装”，身体是一个架子。有意思的是，历史发展到现在，进入网络社会，服装的“戏服”功用被进一步突出了。在网络红人和时装偶像在网络上的表现，是通过时装，进行“自我表演”的现代形态。
西方消费时装的特点之一，是设计师成为了女性表现技术的权威。人们通常将他们看作是时尚和女性着装的最终裁判。1920年代起，设计师的地位开始上升。与过去的裁缝不同，设计师在推行时装的同时，也在推行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裹挟着闲暇、玩乐、精英主义和奢侈消费，是一种属于有闲阶层的上流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的推广，高级时装与奢侈品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作为时装世界金字塔顶的高级时装，服务的顾客只有一小部分，这个大工业对于日常消费时装的影响，却超出了其真实消费者的范畴。齐美尔说，“真正的时尚中心总是在较上层的阶级之中。”“时尚”自一开始，就是有“权力”的，是“从上而下”。
1990年，摄影大师彼得·林德伯格拍摄的超模
时尚学者克雷克说，“西方的时尚体系与西方社会的权力运作携手而行。”有意思的是，在其诞生之处，它被当成是打破阶层的武器。时尚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期间，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时尚是这个新兴阶层的社会竞争手段，是他们用来挑战贵族和上流社会的工具。
人们在选择服装时，也在选择希望呈现的阶层。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说，新中产阶级把时尚当作谋求社会地位的手段来实现，通过引人注目的消费——有时甚至是浪费，来显示他们的富有。衣着是表达金钱文化的最好的实例“我们的外表总是令人容易看见，并向第一看到我们的观察者透露我们的经济情况。“
对既定的时尚体系造成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青年运动和亚文化的兴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运动的兴起，让高级时装一度面临死亡的困境。通过对于消费文化的侵占，时尚在“阶层”之外添加了“风格”。这颠覆了许多物品在主流文化中的本来意义。在五十年代，TEDDY BOY 热衷穿着萨维尔街的定制西装，这在过去被看成是他们父辈才会选择的东西。同样的改变同样发生在互联网时代——最好的例子是球鞋。
TEDDY BOY
引导时尚的精英阶层，并不能控制潮水的走向。时装机制既迎合他们，又超越他们。高级时装一方面将自己放置于日常流行之外，一方面，其成功有依赖于其款式在非精英集团中的流行。“时装的生命来自于人民的穿戴。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时装既是标志地位和个性的方式，也是一种社会交流。“穿衣”这种体验，既是私人的，又是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