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是一项史论俱佳、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成就。
在地方化成为政治主流的早期中古时代，不断蜕变但从未退场的帝国观念一定程度上维系欧洲的统一性不坠。《帝国》全书通篇使用“神圣的罗马帝国”一词概括在欧洲中古转型过程中获得新生的帝国政治理念，有意区分于习惯中用来特指以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为主体（一度囊括勃艮第）的中世纪政治体神圣罗马帝国，尽管后者确实处在《帝国》一书主题的历史延长线上。书中的“神圣的罗马帝国”作为历史词汇并非对应于出现于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的sacrum romanum/Romanorum imperium，而是六世纪君士坦丁堡政权自我指称的sancta romana respublica。作者指出，“将晚期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纳入考察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罗马帝国的神圣化是西方历史中的一种长时段现象”
（302页）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考察十至十四世纪，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政体的兴衰庶几意味着神圣帝国政治在后加洛林时代的欧洲西部的再一次观念转型。值得史家感叹的或许并非“神圣”“罗马”或“帝国”的名不符实，而是这些观念能指在欧洲历史的沧海桑田中持续发挥的政治统合效力。
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言，三至九世纪欧亚大陆共同经历了旧帝国衰败（罗马、萨珊波斯、汉晋）和新帝国重建（拜占庭、隋唐、阿拉伯、加洛林法兰克），旧体系中的蛮族和新兴宗教信仰为历史变革提供了核心动能。具体到欧洲的个案，罗马帝国西部的帝国体制在五世纪面对日益加剧的内外军政困境走向溃散，但取而代之的内迁蛮族有意识地接续“罗马”政治文化，服务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建设；更为意义重大的是，“帝国”政治理念和政治话语经过基督教教会的神圣化改造，为新帝国的重建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神圣的罗马帝国”构成了欧洲的中古历史出口。
除导言和结语外，《帝国》共十一章。前三章的主题是罗马帝国的衰亡。第一章梳理罗马帝国衰亡命题从盛期中世纪到当下的史学史。十七世纪之前，受《但以理书》“四帝国”说、“帝权转移”学说和基督教历史分期理论的主导，罗马帝国与之后时代之间更多被表述为连续而非断裂。直到明确切分罗马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观在近代渐成主流，才有了启蒙时代至今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丰富讨论。第二章进一步前溯，考察罗马时代本身的帝国衰落意识，特别是四位基督教作家（杰罗姆、奥古斯丁、奥罗修、萨尔维安）面对五世纪前期帝国危机的回应和思考。即便是晚期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内部，对帝国衰落的体认也是非常多元化的。第三章从衰落问题转向灭亡问题，先后梳理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就历史事件而言，以西部帝国不再有皇帝为灭亡标志（476年或480年），两个直接政治成因被强调：在地方，近半个世纪内蛮族军阀主导下西部各行省的分离趋势；在中央，近三十年军队拥立皇帝的机制及其终结。就历史记忆而言，西罗马帝国灭亡在史书中首次出现于六世纪三十年代的帝国东部，为查士丁尼的军事光复行动造势。在意大利被收复后，配合不再重设西部帝位的帝国政策，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叙事在六世纪后期和七世纪不再突显。相较于东部，西部地区在六至八世纪对帝国灭亡的历史记忆更加多元，对应于帝制终结后的政治多元化；都尔的格雷戈里以法兰克王族谱系替代罗马皇帝谱系的方式叙述五世纪中叶的政权变动，比德对东部皇帝的忽视和对罗马教宗的格外重视，皆表明原帝国西部地区正在政治观念上走出罗马帝国时代。
《帝国》后八章的主角是在帝国衰亡后在高卢北部完成蛮族建国、最终实现帝国的创造性重建的法兰克政权。第四章在对蛮族早期史研究做学术史梳理后，着重分析法兰克王国的开国君主克洛维统一高卢和法兰克王国的事业。克洛维的政治成功可以归因于在军事动员时充分利用蛮族国王和罗马将军的双重身份，在外交内政中不受宗教派别限制地团结一切可联合的力量。这种开放的政治策略适应于500年前后多元复杂的政治环境。第五章探讨从墨洛温王朝到加洛林革命的法兰克王位继承问题。著名的墨洛温王族长发王制度与其说是古老的日耳曼习俗，不如说是后克洛维时代的“传统的发明”，发挥了保护弱小王室成员的继承权和统治合法性的功能。其背后不分嫡庶的多支系王位继承模式（“国王之子皆为国王”），则体现出克洛维开创的“内部竞争+对外联合”的王权机制。以宫相身份揽得大权的查理·马特延续了这种权力继承机制。丕平最终在族内权力斗争中翦除兄弟支系，在开启加洛林王朝的同时也为法兰克王国引入了遵循嫡出原则的单支系王权继承模式。
第六章先梳理早期加洛林王朝史，直至800年查理曼于罗马称帝，而后细致总结了二十世纪西方学界围绕称帝和查理曼帝国的学术争讼，包括称帝事件的地方（罗马）属性抑或普世属性、称帝发生的偶然性抑或必然性、重建帝国的罗马性抑或非罗马性等。在此学术史基础上，第七章从称帝后若干年中的帝号变动入手，对查理曼称帝问题提供了突破既有研究的新解。作者认为，自774年征服伦巴德王国后开始主动广泛使用“罗马国老”头衔起，查理曼就开始自觉效法帝国，称帝之路已悄然开启。799年罗马城的事变触发了称帝事件，查理曼成功由“国老”升级为“皇帝”，但他仍还要花费多年时间方才完成对重建帝国的观念形塑。两组政治名实之间的张力有待克服。一是帝权的传统观念份量与西部帝国的现实政治份量之间的错位。罗马帝国自古意味着至高政治权威，更有基督教神学赋予的末世论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但在查理曼称帝之时，现实中罗马帝国西部的疆域仅为意大利诸行省。二是对罗马的实际控制与对拜占庭皇帝认可称帝合法性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最终，在保留国王名衔的情况下，查理曼以泛化的帝号统治包括法兰克在内的全部所辖地区，君士坦丁堡方面也于812年认可查理曼为“皇帝和巴西琉斯”。
查理曼大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