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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黄包车的，在北京也可以享受相当的自由
正午：7月底，北京的中轴线正式入选世界遗产。一个帝都的城市中轴线，在不同时代意味着什么？除了政治秩序的传达，从公共空间和市民生活角度，可以怎么解读？
王笛：从钟鼓楼到永定门，这一条线包括天坛、故宫、天安门等十多个遗产。北京城的面貌过去几十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永定门就是后来重修的。北京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决定投降，很大一个出发点就是不愿北京城被战争毁掉。可悲的是，1953年讨论北京城往什么地方发展时，梁思成的想法被抛弃了。他曾明确提出规划——在北京城之外修建行政中心，但最后占统治地位的决定是采用苏联的建议。苏联还派来城市规划专家，方案就是在北京的中心建天安门广场，按照苏联的大广场、大建筑思路，后来还有50年代修的十大建筑，包括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等。到1958年左右，开始把一道道城门拆掉，让位于汽车交通和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在最高领导人的观念中，北京要变成一个工业城市，站在天安门广场可以看到烟囱林立，而古代城市怎样保护，没有考虑过。
在当时看来，北京也好，成都也好，都是封建的城。这些城墙实际上是阻碍现代化，阻碍交通的。大概十几个城门楼对当时北京的城市规划有妨碍，所以要拆除。现在保留下来的城楼非常少了。当时，包括历史学家吴晗都认为，梁思成的理念过时了，跟不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当时梁思成说过，你们要后悔的。现在看来，中轴线真的还算万幸，重修了很多建筑，勉强形成一个中轴线，它包容了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
中轴线申遗成功，说明北京留下了一些代表性的建筑。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更想思考的是，该怎样看待我们的过去，怎样看待老建筑。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在研究中一直主张，要走出帝王思想。我们都知道，北京城一直是都城，中央帝国的首都，从天安门、永定门到安定门，都是皇权的象征。很多老百姓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过去能修建出这么精美的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建筑、城楼。但我们在看故宫的时候，必须想到，在皇权的专制统治下，这些都是财富和权力的艺术，过去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享受，和广大普通民众没有关系。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老百姓都在旁边看着，甚至还哄抢。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财产。当然，这些建筑保留下来了，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建筑经常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反思，历史到底留下什么样的痕迹。我们今天怎样去思考集权王朝体制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创伤。
第三，哪怕在皇城根下，你看那些老照片，在紫禁城外，在正阳门、永定门等大城楼下，在天坛的外面，就是天桥这样的世俗场景。天桥的面积很大。你去看清代北京的地图，天桥的规模几乎可以和天坛相比，而且是挨着的。天坛是皇帝祭祀的地方，怎么允许在皇帝眼皮底下有这么多的天桥杂耍、唱戏的、妓女，几百家商铺，各种公共空间，三教九流等场景。在清代帝都，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庙堂之下就有江湖，这在现代化以后是不允许的。
现代化其实是不断地强化权力的神圣性。20世纪初，特别是警察的出现，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天津在袁世凯当政时最早出现警察，然后各地开始设立警察，向日本、美国学习，包括北京。设立警察以后，政府不断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规范，包括交通怎么规划，哪里能够摆摊，直到现在为止，整个城管的理念就是在20世纪初形成的。
20世纪之前，你随便在哪个街头，都可以扯场子、卖打药。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大概1995年，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资料，那里有专门的影像部。北京的老照片太多了，成千上万，上海也多，但是成都的老照片，我没有找到一张，这个例子也折射出研究内陆城市的困难。帝都是多么庄严的地方，但实际上却是两张皮。最低层的人也可以在帝都为生，像老舍写的骆驼祥子的故事。拉黄包车的，在北京街头都有着谋生的自由。为什么清朝一到灾荒，大量移民就进入到城市？就是如此。
今天我们喜欢干净的、整齐的、管理严密的城市，认为低层次人群和城市是矛盾的。其实北京、成都等地的建设和发展，绝大多数要靠所谓的低端人口提供各种服务，比如做建筑的，开商铺的，跑堂的，澡堂子搓澡的，三教九流都有。所谓的北京文化，宫廷文化其实是极少一部分，更大量的文化是在一般民众中形成的日常生活，包括语言、饮食、穿着，还有北京的街区，如四合院布局。作为帝国的首都，城市建设的布局肯定需要规划，但绝大多数的小街小巷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间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