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约瑟夫·门格勒的一家。
雷颐：
之后对二十多个纳粹医生做了一个一个提问。这些人一开始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是医生，甚至有的是很好的医生，职业、技术都是很专业，但有的人比较早地对纳粹有认同，有的人不太认同。起码这些人一开始没有强烈的、很成体系的意识形态，而是一开始有一点点，有的人强有的人弱，整个纳粹国家是个大机器，把零零碎碎的，或强或弱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通过种种手段，通过吸引甚至胁迫，让你逐渐加入到机器当中。一旦加入到机器当中，慢慢成为建制化中的一个零件，一旦成为零件，一开始觉得有点被动，但慢慢变成一种自觉，不知不觉执行他的命令，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工作，筛选谁可以活、谁可以死，看看他的牙齿、身体、精神。里面好多是精神医生，希特勒最开始是要杀精神病人，觉得他们是社会废物，会影响整个民族，所以一开始是精神医生到那里鉴别谁是精神病人。总体而言，分析的结果是德意志民族要复兴，这些做法是民族复兴的一部分。
胡紫微：
雷颐老师刚刚说到一个问题特别重要，在二战之后，德国人认为纳粹医生的存在是很难堪的。为什么难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医生不是一些容易被洗脑的普罗大众，而是智识阶层，是文明的承接者，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是有质疑能力的人类。在这样的体制化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样就被洗脑是心理蜕变中很重要的点。
雷颐：
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有趣。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比较同情一些人，在甄别过程中救了一些人。但毕竟参加到机器里，有个成长过程。在医学院时举办科学比赛，看谁能够发现德国的本土物，因为德国认为只有日耳曼是最优秀的。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优化，也就是纳粹。
胡紫微：
书里讲的是生物学统治。
儿童被当作纳粹人体实验对象。
雷颐：
最终是落实到这些上面，这就需要医学家、遗传学家广泛地参与进来。这个青年医生比其他医生要好的原因是他父亲是个坚决反纳粹的、很有威望的医生。没有到奥斯维辛之前，这位青年医生很矛盾，德国复兴、解决社会问题、解决失业的政策，他都很满意，但对纳粹做法很怀疑，于是不愿加入。人都是很矛盾的。后来他到了奥斯维辛。这个人就是书中的恩斯特·B，他算是对纳粹有一定抵触的普通人，他有一个观点，很多医生都秉承这样的观点：我们是治病，首先给人类治病，犹太人是人类的罪奴，给人类治病就得把犹太人干掉。最后发展到这一步，他认同了，那么他做了这件事情，绝大多数在集中营里的医生没有抵触。书里的分析都是从普普通通的人开始的。
胡紫微：
是文质彬彬的人。
刘苏里：我必须要插一句，您说已经加入纳粹的普通人是好人，其实不是，我知道两个极端例子。最后多数被采访的受害者的结论是“他们从来就是坏人”，换句话说，加入整个纳粹医生队伍的，更不要说指挥纳粹医生队伍的，他们天生是坏人。这本书并不是讲好人或者坏人，而是为什么天生的坏人只有在那个时间段、那个土地上扎了根、生了芽、结了果。
还有一个，这个队伍中除了专业医生，还有一批所谓的老干事，魏玛时期的大夫。这批人专业水平不高，是半吊子科学家或者医生，却是坚定地、无耻地信仰希特勒学说、社会主义学说，在1933年纳粹上台以前就加入的一批人。半吊子科学家身份使得他们在一个新环境中，希望找到魏玛时期因专业技能差而没有获得的待遇，另外把自己信奉的东西，通过所谓的科学手段发扬光大。人群当中某些人内心黑暗到某种程度。
胡紫微：
不光是普通人走向邪恶这么简单。
这些纳粹医生相信德意志帝国代表着人类的未来，能够建成最完美的社会
雷颐：
1995年时我在《读书》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站杀了很多人。为什么我写那篇文章？因为出乎我们的意料。奥姆真理教的教主是残疾人，没有什么文化，后来到喜马拉雅、印度、尼泊尔转了一圈，但这个教的骨干分子以科学家为主。我就分析为什么这些科学家信奉这么一个人，还参与到他的杀人活动中。同时我看了一个片子，关于美国的，演讲极具煽动力，击中当下社会的要害，因为要建立最完美的社会，很多人就跟着一步一步地走上去了。这本书里写到的一些医生，也是相信德意志帝国代表着人类的未来，能够建成最完美的社会。
社会总是不完美的，应该是渐进的、改良的，如果相信能够一下子建立完美社会，很容易被这类思潮所裹挟。奥姆真理教虽然很小，但我觉得跟这本书讨论的东西有相似之处，即为什么科学家会卷入其中。这本书第三部分用的是心理学分析，谈到西方有名的隐喻--浮士德交易，和魔鬼交易。从心理学分析，医生的角色本身是治病救人的，后来变成杀人，角色怎么样一步一步转换，有冲突有矛盾，书里都讲了。而且他们都必须加入党卫军，要宣誓对希特勒效忠，那个集体的力量很重要。那个时候不加入纳粹就是另类。
德国少女联盟（Bund Deutscher Mädel），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的青年女性分支组织。
里面专门分析了这些人如何摆脱罪恶感，还分析了意识形态与集体精神使这些人走到这儿。
我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纳粹没有用“死”，都是“最后结果”、“最后处理”。
刘苏里：
雷颐老师的意思不是用“杀”、“处死”、“处决”这样的词汇，而是用“清理”。
雷颐：
运用词汇的时候有技巧。而且希特勒从来没有说过把这些人通通杀掉，而是“最终解决”。
胡紫微：
今天早晨我发了一条微博，介绍今天晚上的活动，其中有一个人的评论给我印象很深：“恶”离我们普通人不远，就是一扭头的事。对于积小恶而成大恶的可能性而言，我们普通人还是大有可为的，就比如，对于恶别过头去。最后这个恶到我们身上，其实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说得貌似挺有道理，但特别危险的是这里一直在回避道德相对主义，我们现在一直不提道德，我觉得道德对于这样明目张胆、昭然若揭的邪恶是一个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