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3、
三问：深圳东海岸有多远？
袁庚是深圳本地人，老家就在深圳东部的大鹏湾。
他主持的香港招商局，本业是航运。招商局到深圳圈地搞开发，选址自然要在海边。
因此，东部的沙头角、大鹏和西部的蛇口都曾经是袁庚的选项，据说也都得到广东省主管领导的认可。从个人感情来看，袁庚肯定更愿意选择位处深圳东部的大鹏老家，那里的乡亲们穷困潦倒，巴望着他能带来投资机会，他自己也更能找到衣锦还乡的感受。但从区位、基础配套等方面看，位处珠江口东岸、南山半岛南沿，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才是惟一的正确选择。
香港的财团曾经希望与袁庚携手，共同开发蛇口与南头，却被袁庚一口回绝，成为袁庚蛇口事业的又一个遗憾。直到1993年10月，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才与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和记黄埔持股高达70%，重金投向港阔水深的深圳东部。这差不多已是蛇口开发15年之后的事了。
深圳更东部的大鹏湾，则因为其偏远，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选址。
1980年前后，香港的电力供应一度紧张，为抓住此商机，中国水利电力部和广东省政府计划在靠近香港、广州、深圳等电力负荷中心的深圳市大鹏镇境内建设一座核电站，因选址在大亚湾畔，故命名为大亚湾核电站。核电站于1987年8月开工建设，1994年5月建成投入商业运行。2014年大亚湾核电站首个合营期结束后，双方将合营期再延长20年，至2034年。
大亚湾核电站的商业价值到底有多大，可以查看财务报表，大亚湾核电站对于深圳东部海岸的负面价值也许就难以估量了。
中国真正的滨海城市并不多。大连、青岛、海口，滨海，但是不甚海派。上海是海派的，但是近代上海并不滨海，黄浦江边的上海滩是河滩，不是海滩。在这一点上，近代上海与广州、天津，乃至南京，处境其实相若。
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具有海派气质的城市是宁波、温州、泉州、厦门、汕头和香港。宁波古城并不滨海，但是大宁波是滨海的，中古时期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之一就是中国明代时期的宁波海域。温州、泉州、漳州，以及潮州的樟林古港也都曾经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古泉州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东方大港，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繁华景象超出现今许多人的想象。厦门、汕头、香港则是近代以来崛起的中国滨海城市。厦门鼓浪屿的别墅群绝大多数是南洋华商的私家宅邸，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由南洋商人陈嘉庚个人捐建，这些有地中海风格的近代建筑中西合璧，流风遗韵，影响至今。汕头因为处于韩江、榕江、练江共同的出海口，作为新兴的近代商埠，迅速崛起，取代了潮州在潮汕地区首府地位，以至今天的潮州人还为此耿耿于怀。
与近代天津的风头盖过北京，近代上海的风头盖过苏、杭、扬州、南京，近代汕头的风头盖过潮州相类，英国人主持开发的近代滨海城市香港，风头也盖过了老牌的商业都会广州。广州作为世界上唯一维系千年、从未间断过的大商埠，其商业地位被香港超越，除了人文的因素以外，地理因素不可忽略：
广州是河港，香港是海港，海港超越河港，是人类从内河航运时代迈向海运时代的必然。
深圳的西海岸是内向的，熟稔的。当年蛇口开发的一声炮响，给斗私批修的中国内地，送来了久违的商业文明。那种开天辟地的感觉，虽然震撼无比，但其实并不陌生，完全是在内地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范围之内，对于菁英分子而言，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掌控。一个半世纪以来，多少惊涛骇浪，早已经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锤炼了中国人的神经。不就是把蛇口港打造成近代的黄浦港吗？招商局在长江口搞得，在珠江口就搞不得？不信这个邪。正是有了近代化经验的底气，才有了蛇口现代开发的勇气。
蛇口，左手边是深圳湾，右手边是珠江出海口，正前方的远处才是浩瀚南海。咸淡水在这里交汇，一会儿黄，一会儿蓝，殊无风浪，殊不陌生。蛇口的龟山别墅，躲在大南山脚下，并不打眼。袁庚住的那幢别墅，格局更像老式大院里的宅子，室内陈设尤其中式。当年蛇口的鸡尾酒会，纯粹是生意应酬，龟山别墅里没有此类酒会的专属空间。蛇口速度，蛇口效率，那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能对所有淘金者的胃口。越是贫穷，越是落后，越是能在基本的启蒙后获得觉悟，并且立即付诸行动，追求最快速度和最有效率的脱贫致富。蛇口的精神，蛇口的理想，也是经典的，没有超出20世纪中国政治菁英、社会菁英、工商菁英的经验范畴。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内陆的人们理解蛇口、追随蛇口的原因。所以，深圳的西海岸，没有真正的意外。
东海岸则不然。
东海岸是陌生的。即便是来深多年的“老深圳”，也未必熟悉深圳的东海岸。
东海岸的大梅沙、小梅沙，是早年间深圳人看海的地方。许多人是带着青岛、北戴河的海滨浴场印象去到大小梅沙戏水的。对于那些刚从内地过来的NEWCOMER来说，这种小儿科的沙滩戏水已经是刺激、新奇的人生体验了。大多数“深圳佬”就是靠这样的经验打底，再去旅游巴厘岛、夏威夷，并且做到了气定神闲。深圳人就是这样，他们对深圳东海岸的了解大多止于梅沙、南澳、大亚湾。当《中国国家地理》把深圳最东端的海柴角列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的时候，许多老资格的深圳人都认为这只是炒作。他们没有去过海柴角，他们也没有去过几个真正优美的海岸。
东海岸超越了传统的蓝色工商文明的意义。东海岸予人最深的印象不是工商层面的，而是生活层面的。2007年度深商峰会在东海岸举行，海洋文明的著名布道者王鲁湘来做主讲嘉宾。他除了公开肯定深商是蓝色的，还私下聊起，深圳东海岸最值得关注的不仅是盐田港，还有东部华侨城。水深、港阔、作业现代化的盐田集装箱港所展现出来的国际大港风范完全不输于利物浦、鹿特丹之类的国际著名海港。
然而，王鲁湘表示，这仅仅是工商层面的意义。而东部华侨城的休闲度假景区，是山海资源的更高层次的利用。山海跟田园一样，是可以成为人们的家园的。盐田港没有知名的、活色生香的海员俱乐部，这就缺了点什么。深圳如果仅仅是一个淘金港，而不是一代深商的理想家园，那深圳最终也就没有什么城市价值。随着深商的发展，他们肯定是要向外拓展的。全国化、国际化的深商，他们的运营总部在不在深圳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园在不在深圳。如果大家来深圳发财，完了一拍屁股走人，那这个城市就难以形成积累。相反，
如果不管发什么财，大家都愿意把家安在深圳，实体家园、精神家园都安在深圳，那深圳就如同徽商故里，有了文化传承的可能。
香港人把房子建到山顶，南洋商人把鼓浪屿这个荒岛建成琴岛，设若深圳人也想在中国最美的东海岸筑家栖息，他们首先就得面对与核电站为邻的事实，谁叫那时的东海岸在主事人的眼里是遥不可及的边远呢？
4、
四问：“特区”特不特？
经济特区诞生伊始，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就如影随形。80年代，不同意搞经济特区的人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这场争论长达10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把他对“左派理论家”的严厉批评昭告天下，这场争论才偃旗息鼓。
时隔两年，特区之争风波再起。
1994年3月14日，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这篇似乎在谈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的报告，刀口径直指向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
1994年6月中旬，胡鞍钢应邀到中央党校去对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胡鞍钢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第一次予以公开。结果，“特区不特论”像在滚烫的油锅里洒了几滴水，现场立即炸开，各省市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领导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据胡鞍钢自己的陈述，许多欠发达省区领导人也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甚至沿海地区领导人也持相同观点。浙江省一位领导人讲：“我们也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
1994年10月，胡鞍钢又跑到上海“放火”烧山。
这次他在上海作的经济报告的题目是《上海：为何老大变老九——不同税制对上海的影响》。所谓“老九”是指上海到了1992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全国第一下降到第九。
胡鞍钢直截了当地对上海人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所致。
他还列举广东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致。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在坐享其成。
1995年6月中旬，胡鞍钢再次利用一个机会向地方领导人宣传他的观点。这一次是在风光旖旎的北戴河海滨，听众则是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据胡鞍钢说，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
“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矛盾，受到绝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的反对”。
对于胡鞍钢的步步紧逼，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方面已经以相当高的姿态保持了半年多的沉默。人们都认为，深圳不可能反唇相讥。因为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1992年在特区讲过的那句“不争论”的话，当时邓小平很自豪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后来还有了那句“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的民谚。
单边攻击变成双方的唇枪舌剑，实属凑巧。因为牡丹江的一家亏损国有企业与深圳康佳集团合作后重新激发了活力，有一次黑龙江媒体组团来深圳采访“牡康模式”，深圳、香港的媒体也都来参加了。当中有记者问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胡鞍钢主张取消特区你怎么看？”厉有为回答说：“我没和胡鞍钢见过面，我是东北汉子，说话很直。胡鞍钢说我们特区是‘寻租寻来的’，‘政治寻租’是在北京找代理人，‘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是在给我们抹黑，用东北话说，这是埋汰人。”这个即兴回答后来被香港媒体报道，胡鞍钢看到后就更来劲了，持续地在新加坡、香港的报纸上发表言论，攻击特区。当时《深圳特区报》也组织回应，连发三篇评论，质疑胡鞍钢是学者还是学棍，轰动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