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为了避免再出乱子，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主要是他写的文稿，有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还有解放初期就北京市新建筑及规划方面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和彭真市长的信。解放前思成和林先生与费正清夫妇来往的信件当时也都在其中，记录着他们之间长期的友谊，以及费氏夫妇抗日战争时期对他们学术事业的支持，我们反复考虑了之后，还是决定把这些信烧了。
其他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思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去，但是又没有办法保存。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们交给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一箱下面。
她点点头说：“我明白。”而后的几天，每天晚上有红卫兵来搜查，要我们交出封资修的文稿，我一口咬定已经被前一天来的红卫兵抄走了，因为我们说不出红卫兵的姓名，往往最后被打一顿（那些日子，因为怕革命群众更加歧视我，晚上挨打，白天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上班。）
今天《梁思成文集》和《营造法式》能够问世，不能不感谢这位善良的老保姆。
我绝不离开他
红卫兵三天两头照例要来对思成和我“训话”。
一天，他们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限，是跟党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作出选择！”他们又明确的“命令“”我同思成离婚。
这不能不使我思绪万千。他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20年来的一切，也是我不能不想起他长期以来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我的老师和领路人林徽因先生。
回想1948年，当我高中毕业拿着父亲为我写的介绍信，让我到清华来找林徽因，希望她帮助我进入清华先修班学习，同行的还有我的男朋友（他来清华建筑系任教）和哥哥。我想着要去见梁思成夫妇，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们谈什么呢？
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打过交道呢。
但是真的见过他们之后，我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林先生热情的为我安排在吴柳生教授家借住。当她知道我的学业英语最差时，又主动提出为我补习英语，并且规定每周三、五两次。因为我不善交谈，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么健谈，又那么风趣，我除了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经40多岁的人了，病魔已经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那是她的身体急坏，下午常发低烧，还坚持教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我感到十分内疚。但她又是那么吸引我，使我不愿意放弃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机会。我们总是在下午3点半开始上课，四点开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时就和我们一起喝，有时宾客满堂，当客人不多时林先生给我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或者谈文学艺术，仿佛从来不考虑我那时还是个“建筑盲”，与她相比简直是个无知的孩子，而就在这种闲谈中，使我增加了不少对建筑的认识，并对建筑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林先生问我北京的古建筑都看了哪些。我说城里的基本都看过了，并且告诉她，父亲曾一再嘱咐我第一次参观故宫一定要从正阳门步行进去，千万不要从其他的门进去，否则不能体会故宫的伟大气魄。但因为清华校车停在东华门，所以第一次我还是从东华门进去的。她对我没有遵照父亲的参观路线很不满意，又问我最喜欢哪几处。我说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台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清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受；太庙一入门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
说到太庙的古松林，林先生忽然笑着问我听过她和梁先生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于是她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儿，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进了太庙大门不久，他就咕噜一下，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只眉毛，调皮的一笑说：“可你还是爱上了这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已经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在讲完了英语问我对哪个学科有兴趣时，我说我爱好文学，但自知不是这块料，所以也不准备向这方面发展，只是爱好而已。她又问我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我说外国的太多了，但中国的作家我只喜欢沈从文的，尤其是曹禺的剧本。她听了非常高兴，滔滔不绝的和我谈论沈从文的作品，并说现在这样对待沈从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区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就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她介绍我读一读赵树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认识共产党，正是从赵树理的作品开始，林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而且连我当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为我操办的。
不久，因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们停止了英语课。但因为那时梁再冰已经南下，梁从诫正在上大学，所以我还是常常去梁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夫妇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乐观精神，那时每到供暖季节，梁先生的负担就极重，因为当时清华的教工住宅没有暖气，要靠煤炉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别怕冷，家中必须生三四个半人多高的大炉子。而怎样保证这些炉子常烧不熄，只能由梁先生亲自管理。我常常听到他们向我描绘前一天晚上如何抢救快灭的炉子的一场“战斗”。现在我才体会到，按当时林先生的健康状况，炉子灭了，真是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但他们每次谈论这些，却都是那样幽默与风趣，丝毫没有牢骚与抱怨。
1951年我参加工作后住在城里，难得出城，1953年调回清华，在建筑系工作不久，林先生又搬进城去住，我和他们的来往更少了。1955年林先生去世了。1957年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成了一个独身者。
1962年我应梁先生的要求，帮助整理资料，那时他常常出国，回国后又忙于各项工作，因此积压了大量信件期刊。连邮封都未拆开，我约每隔一天去他家一次。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的向梁先生求婚，还附来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谈一会儿，从工作到生活，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
可以与之推心置腹的交谈的知音，在我的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个。
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
回想起林先生曾告诉我，抗战初期，北平沦陷后，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往后方去，但是因为处理营造学社的资料，拖延了些日子，未顾及处理家务，这时思成忽然收到了东亚共荣协会的请谏，邀请出席会议。为了不背叛祖国，又能避免遭到敌人的毒手，第二天全家只带了些简单衣物，丢下大批珍贵的物品，便匆匆离开了北平，到西南后方去了。
抗战期间，美国不少单位聘请他去工作，而那时林先生的健康，确实已到了危险的地步。事实上林先生的早衰症是抗战时期后方恶劣的环境所造成的。但是，他的回答是：在国家患难期，我不能离开我的同胞，哪怕是暂时的。
北平解放前一年，他正在美国讲学，又有不少好心人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还是留在美国吧。”劝他把全家接到美国去，他当时虽然对共产党没有多少了解，却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相信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回去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吧。”而病重中的林先生回答：“绝不愿意做中国的白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