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于1957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第二年,钱锺书先生即为之写了书评,刊登在《文学研究》1958年第二期(1958年6月25日出版)上。文章虽然整体上肯定了该书能完全地超越清代的注本,但也指出了不少的问题——或者说以指出问题为主——文中引用韩愈诗“贪多务得”与“挂一念万漏”来评价该书的引用不当与漏注;文末一段,更把该书的集评集释比作将历代注评的各家聚在一起开会,但又不主持会议,几乎成了《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人所共知的定评:这样的“酷”评对眼界颇高而又“毒舌”的钱锺书先生也许不能算严苛,但一般人看来可能还是有些过头。所以后来人谈起“双钱”的这段公案来,以钱锺书先生尖刻者有之,以钱仲联先生始终耿耿于怀者亦有之。笔者最近看到一些有关《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边角材料,便想就此事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痴人呓语,方家一哂置之可也。
其实在得到钱锺书先生的书评之前,有关《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批评已经在报章之上出现过。1958年3月23日《光明日报》五版“文学遗产”的副刊上登过一篇《龙榆生笔下的陈曾寿》,署名“芝子”,宋希於《龙榆生删改〈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隐情》一文
(收入《掌故家的心事》)
揭出乃鲁迅研究专家林辰。文章从政治上批驳了龙榆生将陈曾寿这个参加过复辟以及“投敌附逆”的满清遗老选入“名家词选”,并在小传中对其行为进行了美化,说他“平生志事,百不一酬”,批评之甚处,甚至说龙榆生“连最起码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也丧失了”。在文章的末尾,又话锋一转,捎带批评起《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来:
举一个约略类似的例子,如抗战初期著名汉奸黄濬(秋岳)的《花随人圣盦摭忆》,竟也赫然出现于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1957年11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卷首“采辑诸家姓氏”一栏里了。我以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有关出版社编辑部应该注意这个情况。
1958年3月23日《光明日报》五版“文学遗产”刊登的《龙榆生笔下的陈曾寿》,署名“芝子”,文末提及对《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评价。
可知《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在1957年虽然得以出版,但外界马上对该书有了批评的声音,而且是站在思想政治的高度。虽然文章针对的主要是龙榆生先生,与龙先生在四十年代有着相同经历的钱仲联先生被捎带批评后,也是战战兢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书稿档案中藏有一封钱仲联先生1958年4月17日针对这篇文章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