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甚至
“
死气沉沉
”
的陈词滥调。作者笔下
“
新笑史
”
之
“
新
”
，在于呼应了新文化史研究
“
情感转向
”
的新趋势
——
一方面，强调在人的理性之外，涉及身体与感官的人类情感和欲望
（如爱、愤怒、憎恶、贪婪、欢乐、嫉妒、恐惧等）
，同样是建构历史文化
（如修辞、经验与记忆）
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试图探究文化环境及历史情境，如何形塑情感的生成机制与抒发方式。与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
·
达恩顿研究十八世纪巴黎印刷业学徒
“
好笑
”
的屠猫仪式相似，从《大不敬的年代》当中不难发现，近代中国人笑什么、如何笑、如何谈论笑，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笑的变化，都无法摆脱特定时空之中阶级冲突与社会权力的规训与建构。作者不吝笔墨，将那些令人
“
笑死
”
的娱乐样式，纳入
“
笑史
”
的发展脉络之中，展现它们在二十世纪的蜕变，由此探索作家、艺术家、创业者和观众，如何在
“
大不敬
”
这一更为宽广的文化层面形塑
“
现代中国
”
。
承接了王德威关于
“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
的追问，《大不敬的年代》不再仅以清朝覆亡或五四文学革命作为转折点，而是
“
同时纳入十九世纪晚期小报媒体的兴起和一九三〇年代以幽默促进中国文明进展的努力
”
，借此深描从晚清到民国更为丰富的文化层次与情感关联。作为中国文化的局外人，作者自陈，其好奇之处在于，某些形式的笑究竟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文化特色。为此，该书采用一种新的
“
历史分期法
”
，以笑话、游戏、笑骂、滑稽、幽默等五种风格形态，作为近半世纪的
“
笑史
”
历时性变化的阶段特征。作者以此重构昔日笑声的不同面向，进而凸显不同时期幽默文化与社会规范、权力运作之间的复杂张力。
不过，近代中国喜剧娱乐的重心，虽然随时代发展有所侧重，但各种类型之间的边界，却未必如作者笔下这般泾渭分明
——
生活中的笑声从来都是随物赋形、众生喧哗，甚至在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中荡漾起彼此错杂的
“
笑的圈层
”
。正如书中所言，一八九七年，笑笑主人创办的上海小报《笑报》开篇赋，自诩
“
采笑话则新闻猬集，供笑谈而妙语蝉联
”
。到了一九三三年，周作人编纂《苦茶庵笑话选》之时，则自述其目的是
“
想使笑话在文艺及民俗学上稍回复它的一点地位
”
。可见，贯穿近四十年的笑话之
“
道
”
一以贯之，而同一风格类型在不同历史时期却往往参差多态，引人入胜。无论是
“
不亵不笑
”
的说笑心态，还是
“
道理不歪，笑话不来
”
的幽默原则，都源自那种敢于并乐于在
“
皇帝新装
”
上面戳窟窿的
“
大不敬
”
态度。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为何盛产笑话？作者指出，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无法完全解释笑话繁荣的原因。其实，人口增长、都市化和印刷资本主义的机器，都从不同角度刺激笑话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移居中国的英国人以伦敦的幽默刊物《笨拙》
（
Punch
）
为范本，在殖民地区和通商口岸发行诸多幽默刊物。中国留学生以及其他旅行者也将外国的幽默风格带回中国。中文笑话则在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依托华文出版文化远播海外。至于上海，自晚清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直雄踞现代中国出版业中心，成为背景不同的作者抒发灵感和迸发创意的
“
笑工厂
”
。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的
“
笑话潮
”
其实起点甚高。它与同时期的商品、货币和学术思想一道，在大洲和大洋之间来回穿梭，促使人们从情感流动的角度，沟通近代中国与全球化历程的共生关系。在旧制度业已分崩离析，新权力又尚未一家独大的时刻，中国的作家、读者和表演者被可笑的时事所激发，将其演绎编排之后重新呈现在大众面前，正呼应了明末清初戏曲家李渔的笑言：
“
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
”——
从结果看，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笑话出现，正是因为处于一个
“
笑话百出
”
的时代。
1841年，在伦敦出版的《笨拙》（
Punch
）杂志第一卷的封面
（来源：
wikimedia.org）
揆诸历史，近代中国
“
新笑史
”
的开端
——“
笑话时代
”
与此后所谓游戏、笑骂、滑稽和幽默时代并非接踵而至，而是以交织互动的方式存在。对于一八九〇至一九一〇年间经营上海小报的人来说，游戏的概念是商业利益与生活形态的核心。李伯元于一八九七年创办的《游戏报》，即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