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就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这一学生运动的口号到北伐前也已转化为“打倒列强除军阀”，从原仅指章宗祥等的“国贼”变为整体的“军阀”，可见明显的扩大化；这一扩大其实意味着质变：前者尚承认既存政权，后者则基本否认，从“外抗强权”到“打倒列强”则是更加激烈彻底地从量到质的转变。一九二三年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五四纪念会”很能体现这一转变，大会主席韩觉民说：“从前我们运动的口号是‘外保国权，内除国贼’。现在的政府，一天糟似一天，我们应有继续的精神作政治的运动。”北大教授陈启修接着演说，主张“我们现在运动的目的”对内是打倒军阀、裁兵、否认现政府、否认现国会、拥护人权、教育独立，对外则应该起来作国民自动的外交。他特别强调，“这种政治事业，在中国全靠学生来担任”。
另外，近年的研究表明，新文化人特别提倡的世界精神
（世界主义）
也在二十年代中期向民族主义转化，胡适和周作人都是显例。这样，除科学外，似乎大部分“五四”基本理念在后五四时期都有从量到质较大的转化甚至基本转到对立面。即使科学，也曾受到强烈的挑战。若认真作社会学的分析，恐怕“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中科学派也是胜在社会上而非观念上，且其“胜利”也仅是象征性的：八十年后强调“科教兴国”的今天，“尊重知识”
（这里知识与科学的关系不言自明）
仍是个虽不可及而心向往之的努力目标，最足说明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现象或基本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或虽注意却未将其与五四人和五四精神联系起来思考？这是否意味着研究者的眼光稍显狭窄，不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根本是连前后左右的几棵树都不看？更值得培养史学研究者的大学教师们反省的是，我们在教书时是否有意无意中恰在灌输或促成这种连旁边的几棵树都不看的学风？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伍启元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几乎未见近几十年的中外研究者提及。该书是较早对新文化运动的系统研究，见解基本持平，出版初期其实颇有影响
（两年后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就几乎全本于伍书）
，后来却长期受到学界忽视，实在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2008年版封面（来源：douban.com）
伍启元显然从《共产党宣言》中得到灵感，他在那时就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观念：“在我们的时代，蒸汽机和火轮船已把整个世界打成一片，我们再休要梦想我们可以离开世界而生存、我们可以超出帝国主义的世界而独立。”近代“客观的条件已使中国不能闭关自守”，如果“站在整个世界的立场来说，无疑地中国已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一个构成者了”。结果，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一大特征”即“国际资本主义者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国”。
由于“近世科学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进展把整个地球打成一片，无论愿意与否，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的一部”。不仅“中国社会一切的转移”受到“世界巨潮底动向所激荡”，就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也不过是跟着世界学术思潮的蜕变而转捩”。而中国思想界的发展，也“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为中心”，即中国学术思想“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结果，“一切适合于中国的或不适合于中国的思潮，都先后的被绍介到中国来，而许多国际思想界的争辩，都在中国重复一遍了”。
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资本主义化进程（来源：weforum.org）
伍氏坦言，该书“就是指出现代中国思想界怎样的不可避免地依着世界主要思潮而转动”。但他当然不是仅看到外力的作用，而是也将新文化运动置于从一八四二年起中国在这九十年学术思想剧变的脉络之中考察。伍氏将这九十年分为三期：一八四二——一八九五年是“中国旧文化的衰落期”；一八九五——一九一五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时期”；一九一六——一九三三年
（写书时）
，“学术思想界正式竖起新文化的大旗，极力提倡西洋文化，实在可以算是新文化运动的全盛时期”。
他认为甲午前的各项改革新政，“实在只是外表上的改革”。故第一阶段的“真正意义，却是在破坏方法
（面？）
。因为旧文化在这个时期，已渐渐将它的弱点暴露出来了。”而第二阶段“学术思想的中心精神，不在今古文的争辩，而在西方文化的引进。在位的学者，如张之洞氏之流，极力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张的《劝学篇》“并且奉谕颁行各省，可见当时政府对西洋文化的重视”。同时，“当时在野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伍氏对清季今古文之争似乎看得太低，但以“在位”和“在野”来区分何者为主流，实在是一个睿见。既强调政府和在位者的意图，又抓住在野者也受西方影响这一明显的倾向，其立论便基本能站住脚了。
从中国思想学术的内在理路之中，伍启元看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革命与发源于戊戌维新前后的国语运动的关联。他观察到，“戊戌政变之后，国人对于文字的问题渐加注意。当时许多人发起了一个国语运动，研究拼音字母，创作简字字谱，势力颇大。”民国成立后，国语运动因受到教育部的积极支持而更为发达，成立了“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注音字母，并于一九一八年正式公布，次年又重新颁定注音字母次序。那时是“上下一致，对这个运动表示同情”，故可说是国语运动的“全盛时期”。实际上，文学革命就开始于国语运动“最兴盛的时期”。且“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有同一的目的：求文字的普遍；但文学革命运动更进一步要打倒那‘半死不死’的古文，更进一步要建设有生气的国语文学。”
的确，“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是后来胡适对文学革命的总结；两者本来目的相同，新文化人偏在“上下一致”之时提出革命的口号，再次表明他们眼中传统的压力有明显的虚悬想像
（imaginary）
意味。而两者的区别，即在于文学革命更强调“打倒”和“建设”。从这一视角看，一般认知中胡适比陈独秀更“温和”的形象还可再作分析。虽然胡称“改良”而陈称“革命”，态度确有不同。但若回向原典看看具体的主张，则胡适提出的“八不”，全是否定；而陈提出的“三大主义”，还一一都有推倒和建设两面。所以陈虽有不允对方反驳的气概，其实际主张仍是破坏与建设并列；而胡适后来自供说，他过去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面着想的”。到他回国以后，“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化为四条“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新主张，而成为“建设的文学革命”。故胡适在口号上和具体主张上恐怕都受了陈独秀的影响，不过在态度上坚持原来的“温和”而已。
钱玄同抄录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此文中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来源：thepaper.cn）
与今日一般研究不同，伍启元非常注意五四理念在后五四时期的演化，他把那十余年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也分为四个阶段：“（一）直觉主义阶段，这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张君劢等；（二）实验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胡适等；（三）唯物的辩证论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郭沫若等；（四）东方文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等。这四个主义的彼兴此替，就代表了这十余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不过有一点我们应要注意的，就是这四种思想在这十余年来都是有势力的，这里所谓‘某某主义阶段’就是说在这阶段之内，某某主义是最盛行的吧。这四种主义除了第一种是渐渐的消沉下去外，其他三种到现在还是很兴盛的。”最后两句分析将各阶段的相互渗透融合点出，颇见学术功力。
具体言之，伍启元又把五四后中国学术思想变革分为新文化运动即“西洋文化运动”和“东方文化之重新提倡”两大变革，其中第一次变革又可分为三段，即A.思想表现工具德谟克拉西化——文学革命；B.思想方法科学化
（一）
——实验主义；C.思想方法科学化
（二）
——辩证法的唯物论。由于“西洋文化的中心，不外‘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两大怪物。新文化运动所要提倡的，就是这两大怪物了。‘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是注重人的自由发展。要人人有发展的机会，当然先要有教育上的平等。”于是新文化人“第一步就起来改革文学，使文学通俗化，使文学民众化。这就是文学革命运动。”清季中国士人说到民权民主一类，首先就联想到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