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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五类群体的眼里，象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历来只能是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逆来顺受的状态，丁点好事想都不要想。这种生存的舆论环境给我们兄弟俩相当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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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考文言文那篇，是唐太宗和宰相封德彝在讨论治国选贤任能的话题，而我根本就没见过这样的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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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已经接到上边的通知精神，1979年的高考，结过婚的人就没有报考资格了，你就不要再复习了。我听到后，竟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不知说什么好。
1978年初，邓小平复出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此时，共和国虽然大地回春，到处涌动拨乱反正的暗流，但处在沂蒙山区老家偏僻乡下我们全家此时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苦苦挣扎期盼中，父亲的“摘帽”问题仍然看不到希望，自从父亲1957年在广西梧州市人民银行被错划成“右派”，全家被原单位遣返回山东莒南老家劳动改造，屈指算来已经长达二十二年了。在老家乡下二十多年所饱受政治、生活、人身的歧视、磨难，尤其是心灵上留下的深痛创伤一言难尽、不堪回首！我那时已二十一岁了，在偏僻乡下经过长达二十年劳动改造的家庭背景，自小受尽“红五类”歧视、凌辱的经历在心灵中留下强烈阴影，而长期形成的自卑、自弃心理又导致我的性格变得十分内向封闭，和同龄人基本没有交流，更由于长时期处在社会最底层，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信息渠道来源都十分封闭，基本感受不到外边发生的新气象。长这么大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对自己的人生前景预期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哪里断绠哪里卸牛”（当地一句俗语，意为活一天算一天）的悲观消极心理来敷衍人生。
那年5月份，我们家才听到允许出身不好的人参加高考的消息，一番有意识地打听，又得知全公社一些大队的已结婚的民办老师们也都参加过1977年的高考并被录取的惊喜信息。这消息一传开，村里文革前、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们也都跃跃欲试。在经过一段时间认真地观望和打听，确信消息无误后，我和已结婚的哥也开始商量要参加当年的高考。
但商量来商量去，长期被贫下中农勒令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管制已经成为思维下意识习惯成自然。在多方小心翼翼地打听判断没有风险，待我们所在的大队里所有参加符合那年高考报名的人都报名参加后，我和哥哥才最后咬牙下定决心，报名一试。
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兄弟俩报名参加高考的事还是被全大队的社员们知道了。全大队里人们得知这消息后，他们大多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嘲讽嗤之以鼻的态度。这也难怪，在红五类群体的眼里，象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历来只能是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逆来顺受的状态，丁点好事想都不要想。这种生存的舆论环境给我们兄弟俩相当大的压力。我和哥哥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定出一个方案，哥说他的文化课基础比我好，（他是文革中半拉子毕业的高中生）已经结婚分出去过，考上当然好，考不上也无所谓，复习就利用业余时间，毕竟他还要挣工分吃饭。白天带上书，歇工时能看。哥这样做主要担心请假复习万一考不上会被全大队社员们嘲笑的舆论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因没结婚，又是初中文化程度，考上与否压力会大些，所以就狠心咬牙决定不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在家一门心思复习功课，什么活也不要干，家里的家务活都由妹妹来承担，就这样我们兄弟俩顶着巨大压力开始了我的高考复习生涯。
一开始复习功课，由于想法简单，我头一个问题碰到的是学习资料问题。全大队里那些同时参加高考的人都通过各种途径到公社中学找资料参加辅导班去了。我们兄弟俩之所以不敢起这样的心思，主要还是顾虑当时的“黑五类”子女身份，即使报了名心里根本也没有底。当时复习的资料相当紧缺，再加上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环境以及自卑心理，买也买不到，取借也无门路，我和哥决定自力更生，最大限度地利用家中原有的资料——因我三叔是文革前五十年代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他参加工作走后，把当年学过的高中课本都留在家里，整整盛满了两个手工编织的芦席笼子。我后来不止一次的感叹，正是三叔留在家里的这两芦席笼子旧课本，使我在当时那种几乎与世隔绝、近乎绝望的环境中，支撑我生活下去的最大动力和主要精神食粮。于是，我便把这些书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从头到尾在家中细细地研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