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摩邢自强：中美谈判，对“降关税”的一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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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长期来看，它反映出美国在贸易政策上走向孤立、退缩，这将导致长期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灯塔角色逐渐式微，从长远看，这对美国的冲击更为严重，从最近几周美国股、债、汇市场持续出现的 “三杀” 局面便可窥见一斑。

然而就短期冲击而言，对中国的影响不可淡化。

为何提及淡化呢？

因为在参加北京的各类体制内或学术界研讨会时，我注意到 一些声音似乎在不断强调中国所受影响较小，我们能够承受。 但这究竟是基于客观框架和切实分析得出的结论，还是受到当前高涨的舆论信心裹挟，有意或无意得出的淡化影响的结论，尚不得而知。

三条对策

我们建议，要客观认识到短期冲击较大，需迅速推出相关政策。毕竟，一季度经济超预期已成为过去式，其中存在当时抢出口、消费补贴以及地方债提前发行等因素，而未来两个季度，这些因素都将逐渐减弱。

所以我们一直建议快速出台三大对策：

其一为扩内需， 即今年需加大力度上调财政赤字，在现有基础上，再额外推出 1 至 1.5 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政策。

当然，从中长期来看，若要持续支持消费， 就需通过改革中国的财政发展模式，夯实社会保障福利，从而推动经济向更为平衡的消费驱动、内需驱动模式转型。

第二条是走出去， 这更多是企业的自主选择，而非官方指令。尽管决策层或许更希望大部分企业家和企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大多留在国内，但考虑到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最终可能需要因势利导。

据我了解，不少企业计划利用未来一段时间在香港上市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从资本市场融资后出海，拓展至更远的地方，从过去七八年仅局限于东南亚地区，逐步延伸至拉美、东欧甚至更遥远的地区，从简单的仅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组装再转出口，转变为未来在海外也能掌控部分中国产业链。

第三条是减产能， 中国曾在 2016 年至 2018 年实施过一次供给侧减产能改革。此次减产能，表面上看难度更大，因为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大多民企占优势，国企处于劣势，且市场份额较为分散，不像 2016 至 2018 年时国企占主导地位且市场份额集中，更容易实现兼并、收购与重组。

但我认为，减产能难度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过去几十年积累形成的路径依赖，即我们在供给侧政策支持的方向上存在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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