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个问题，2025巴菲特股东大会完整版（建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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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东部的人对中西部人有一种“刻板印象”，而这种印象反倒帮了我们。

比如本·罗杰的第一任妻子就是艾奥瓦人，他就想当然地觉得，来自中西部的人都挺靠谱。这种时候，你要是走进一间屋子，碰到一个愿意用600万美元把一家每年赚200万美元、还附带两百万地产的公司卖给你的人，那就不是耐心的时候了。

你该耐心的是在等待这种电话响起的过程里。电话会在某一刻响起，也许我正在后面那间屋子里睡觉呢。

你永远不知道是哪天，但这种“你永远不知道哪天会有机会”的状态，才是这项事业的乐趣所在。

保持耐心的同时，千万不要低估我们为了快速出手所做的大量阅读和准备工作。因为我们知道，不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各种类型的私营企业，只要机会出现，我们就已经准备好出击了。

“耐心”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为行动做好准备的过程。

当然了，机会从来都不会以某种均匀的节奏出现。你要知道，这可能是你能从事的最不规则的一类活动了。你必须做到的核心一点是：你要能在五秒钟之内挂断一个电话，也要能在五秒钟之内果断说“干” ！

而且，你在这个行业里，绝不能被自我怀疑困住。如果你整天迟疑不决，那你还是去干点别的吧。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我一直特别享受，其实可以说是我到90岁还在工作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人们信任你。

这真的很有意义。即使今天我拥有的钱多到没人能算得清，就算用机器帮忙也数不过来，那又怎样呢？这对我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对我孩子的生活也没影响。

但查理和我都享受被人信任的感觉。人们在60年前、70年前就信任我们，那时我们还是做合伙制生意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主动去找过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加入我们的合伙企业。我从来没有一个合伙人是机构投资者，我根本不想要那种人。

我也不想要那种每三个月就得安排一堆人来给他们做汇报、说他们想听的话的人。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找到了我们要的那些合伙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在场的这一群人。一切都顺利地实现了。最后我要说的是，当机会来临时，千万不要还在那里“保持耐心”，你得在当天把事情敲定下来！

6.关于美元贬值

提问：随着2025年美元对其他外币迅速贬值，伯克希尔是否采取了措施来降低货币风险，以及对季度和年度利润的影响？如果有，请说明具体做法。

伯克希尔目前通过发行日元债来对冲其日本股票投资的货币风险。未来，是否会持有非对冲的外币计价资产？？

沃伦·巴菲特：实际上我们一贯持有这类资产。

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打算长期持有那些头寸，而融资成本又极低，所以我们基本尝试以一定程度的日元融资，来对冲日元计价的资产。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公司政策。

事实上，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做。我们曾经持有过大量的外币计价证券，也都是没有对冲的。至于你问我们是否会为了减小季度或年度利润的波动去做什么，我们从不基于“季度或年度利润的影响”来做决策。

最终的数据会是什么样，那就让它去吧，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5年、10年、20年后的状态。

实际上，上个季度由于日元波动，在财务报表里触发了一些GAAP准则下的账面费用，但说实话，这根本不重要。下个月或明年，这些情况都会变。当然了，我们肯定不会去持有那些我们判断其货币“正走向崩溃”的资产。

我们真正担心的问题是，美国货币是否保持长期稳定性。如果一个政府倾向于让自己的货币不断贬值，那是没有任何制度能够长期抗衡的。

你可以选出独裁者、代议制政府，甚至任何体制，但不论在哪种制度下，都会存在让货币变得更弱的“本能冲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年报里非常简短地提到：让我担心的，其实是美国的财政政策。因为它就是这样运作的。整个制度的激励机制，推动着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都可能通过货币体系造成问题。

而且，这种问题绝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有些地方货币失控的频率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政府的天然走向，就是让货币在时间中“缩水”。这种倾向，所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但在制度设计中，很难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来阻止这种事发生。最近这段时间，（特朗普二次执政）一百天，我们确实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特别是看到当人们试图确保自己不会陷入财政风险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制度来防止货币贬值——在我们当前的日元持仓中，我们之所以这么操作，是因为我们预期会持有这些资产50年甚至100年之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拥有的资产是以一个可预测性很高的货币计价的。只要我们能以合适的利差操作，我们就会尝试以日元计价来发行一些负债。但这完全不是出于我们关心季度或年度利润的考虑。

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真正意义上只做过一次大型的货币操作。那一次稍微和我写给《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有点关系，当时我们做多了大约12种其他货币（这意味着我们在做空美元），其中大约只有四五种是主要货币。

我们持有这个头寸大概两年，赚了几十亿美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金额。查理一直觉得，如果必须在股票以外的资产类别里选择一个投资方向——虽然他很懂债券、房地产，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但他认为，如果操作得当，外汇市场是能赚很多钱的。

不过我们只做过那一次。将来再做，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是可能性不大。当然，也有可能美国发生某些事情，促使我们非常想持有大量其他货币的资产。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某个欧洲国家做了一笔非常大的投资，也许我们会选择以当地货币融资。

在日本的案例中，情况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有机会以极低的利息成本借入资金，而与此同时，我们对那些日本公司未来能够带来的收益也很有信心。

如果现在的这种状况能持续几十年（当然不会，世界从来都不会一成不变），我们可能会继续这么做。

但正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所以别把我刚才说的当成什么预测。

7.没有监管的政府，令人害怕

提问：你认为DOGE（效率部门）带来的整体影响，对美国长期发展是正面还是负面？

沃伦·巴菲特：我认为官僚主义是一种极其普遍，而且具有传染性的东西。在我们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其实也到处是官僚主义。大公司往往都还有改进空间——包括伯克希尔在内。而政府就更难办了，它几乎没有真正的制约机制，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支出和货币问题令人担忧。毕竟，它可以直接印钞票。

政客靠承诺好处来赢得选票，这本身也不一定是出于恶意。但关键难题是，如何控制政府的收支。说实话，这可能永远没有完美答案。

我们当前的财政赤字水平是不可持续的。也许还能撑两年，也许二十年，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说的：“如果一件事情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那它终将停止。”

这很真实。而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持续赤字），正是无法永久持续的。

一旦财政问题真的失控，局面可能彻底瓦解。美国历史上其实已经好几次差点滑到这个边缘。虽然我们还没经历恶性通胀，但现在的通胀也不容小觑。一旦滑入失控状态，会迅速自我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现在的赤字大概是GDP的7%，可真正可持续的也许只有3%。越偏离这个合理区间，问题就越可能变得不可控。我可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但我真心认为这个问题得有人解决。只可惜，国会似乎不是干这个的好手。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我该适可而止了（笑）。

我们的国家一直都有各种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我们自找的。美国有着全球最强的收入体系、资本产出能力、人才培养机制，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系统。但如果你要选一种方式来搞砸它，那就是搞砸我们的货币体系。

历史上，很多国家就是这么毁掉自己的。理论上，出错的人应当承担后果；可现实往往是，他们不但没付代价，反而可能还得了好处。现在我们还有回旋余地，但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等不起太久了。

8.阿贝尔对资本配置的看法

提问：十几年，我们都听到沃伦跟查理的投资，而且我们对他们的能力几乎是非常有信心的。以后接手的格雷格先生会成为首席执行官，在伯克希尔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我想听听他对资本配置的想法？

格雷格·阿贝尔：我们有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有着由沃伦、查理和所有管理团队共同定义的价值观。说到我们最核心的价值观，有几个我认为特别关键。

首先，我们会始终维护伯克希尔及旗下企业的声誉。这在投资和运营中，始终是我们的优先考虑。我还想回到之前关于资产负债表的评论——我们会保持一张“堡垒式”的资产负债表。

我觉得我们的首席独立董事苏·德克（Sue Decker，曾是雅虎总裁）说得非常好：虽然我们现在持有大量现金，但这是一项巨大的资产，这种资产观念会持续成为我们的哲学。

我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配置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始终把它看作战略资产。这让我们在困难时期无需依赖他人，也能挺得过去。这也将是我们未来的投资哲学。

我们将继续保持伯克希尔的风格，永远不会依赖银行或其他外部机构来维持伯克希尔的成功。

关于资本的配置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但随之而来的是风险管理和对风险的理解，这落在我们所有管理者的肩上，无论是保险还是非保险业务，我们都会将这一理念贯彻到整个伯克希尔集团中。

另一个我想要强调的是价值观，也与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相关：我们拥有一组非常出色的运营公司，它们带来了可观的现金流，不论是创造浮存金的保险公司，还是那些每年都带来强劲现金流的非保险公司。

这些正是我们未来长期成功的关键所在。

而这些现金流、浮存金，以及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中本就拥有的大量资源，使我们能够延续与过去60年完全一致的资本配置理念。

我们会首先考察集团内部的机会，即我们旗下的保险与非保险子公司：这些公司是否资本充足，是否有能力很好地运营业务。

这个原则会一直延续下去：伯克希尔旗下的公司将继续保持各自的独立运营模式，但资金的流入与流出——也就是资本的安排——始终由伯克希尔来把控。

接下来是关于全资收购的机会。沃伦之前提到，上一季度我们“接近”完成一笔有趣的交易——规模大约是100亿美元。不过前提依然没有变：估值要合理，风险要匹配。

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我们就会出手；如果还不到合适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继续等。

未来，总会有合适的机会出现。然后还有持有公司部分股权的方式，即通过二级市场投资股票。如沃伦一贯强调的，我们在买入股份时，是把它当作一家公司的所有权看待。

虽然我们只是股东之一，但我们真正拥有这家公司一部分的现金流、一部分的资产负债表。这不仅仅是一张股票凭证。

我们会用长期持有的心态去思考这类投资——无论是收购100%的公司，还是买入1%的股权，我们都必须清楚地理解：这家公司5年、10年、20年后的经济前景会怎样。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判断，就不会投资。我们不但要理解企业的成长性，还必须了解潜在的风险所在。这正是沃伦和团队过去60年来进行资本配置的哲学——它不会改变，也是我们未来继续贯彻的方式。

9.关于换届

提问：你提到未来将由阿贝尔先生负责资本配置。那你怎么看，是“企业经营者”更容易成为“投资者”，还是“投资者”更容易成为“经营者”？

沃伦·巴菲特：就我而言，坐在一个房间里，动动手指研究投资，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情。这种生活确实轻松得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更值得钦佩。只是对我个人而言，这样的生活令人愉快，我从不抱怨。

我拥有的一个巨大奢侈品，就是我能选择和谁共事。我这辈子从没为我不敬佩的人工作过，这是极大的幸运。

我曾为五位不同的人工作过，他们都很棒——从距离这里几公里的彭尼百货经理，到几家报社的主管，没有一个老师让我失望过。

我还得承认，我可以极大程度地掌控自己每天的生活节奏，而不是像一名公司运营者那样被日常运营牵着走。

而且坦白讲，我也不想在许多情况下，去和顶尖的企业管理者竞争，因为他们往往不得不做一些妥协，而我可以不用。

我其实是一个掌控自己人生节奏的人，我找到了这样一个位置，可以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经营公司。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自由。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提前和大家谈一件事。

明天，我们将召开伯克希尔的董事会会议。伯克希尔目前有11位董事，其中两位是我的孩子——霍华德和苏珊。他们已经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其他人还不知道。

我认为，是时候让格雷格·阿贝尔在年底正式接任伯克希尔首席执行官。我计划在明天的董事会上提出这个建议，然后让董事们有时间去思考这个安排，考虑他们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对架构的设想或其他方面的看法。

接下来，在几个月后的那次董事会会议上，我们将就这件事正式表决。我相信他们会一致支持这个决定。

这意味着，从今年年底起，格雷格将成为伯克希尔的首席执行官。我本人仍然会留在公司，必要的时候也许还能帮上一些忙。但无论是日常经营，还是资本的安排，最终拍板的人将是格雷格。

如果未来出现某些重大的机会，比如国家或市场遇到动荡，我相信我在某些方面仍然可以提供支持。

毕竟，伯克希尔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在政府眼中，我们是“可以依靠的资产”，而不是“需要救助的负担”。能成为这样的一家公司，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一旦经济出问题，大多数企业都会面临公众和政府的指责。

所以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什么大事，我可能还会出点力。但大方向上，一切由格雷格全面负责。

比如遇到并购案，格雷格会全权主导。当然，我猜如果董事会知道我还在身边，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地把权力交给格雷格，尤其是在处理大笔交易的时候。

但需要明确的是：从那一刻起，格雷格将是伯克希尔唯一的首席执行官。顺带一提，今天我说的这些，除了我两个孩子，其他董事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决定。

明天我们会正式开董事会，到时候我会详细讲清楚，他们需要思考哪些问题，评估哪些结构安排。等他们消化之后，在下一次董事会上，我们应该就会正式作出决议。

如果通过，这项人事变动将作为“重大事项”对外公布，我们也会按照监管流程进行信息披露。从那以后，格雷格将全面接手伯克希尔的管理工作。而我嘛，可能会用“占卜板”偶尔指点一下（笑），但不会再插手日常事务了。

还有一件事我想特别说明：我不会卖出伯克希尔的任何一股股票。这些股票将会在未来逐步捐赠出去。

决定保留所有股票，这完全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决定。因为我认为，在格雷格·阿贝尔的领导下，伯克希尔的前景会比我自己领导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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