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旸：《长城》，当批评张艺谋成为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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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事的模块上讲，《长城》是一次对好莱坞标准制式的尝试。你可以把饕餮置换成任何怪兽或者外星人：

外部不可知的强大势力入侵善良的人类，人们奋起反抗，意外寻找到一种可以摧毁对方的方法，在各种分裂、对抗、怀疑的内部消耗之后，最终用凝聚的力量打垮了敌人。

无论《长城》还是《独立日》不都是同样的设定吗？ 这类电影不但有着共通的故事外壳，甚至连缺陷都容易掉进同样的窠臼。比如，这一次的饕餮怪兽群，仍然有着首领与核心，有些兽类是炮灰，而王者需要保护，一旦摧毁了王，怪兽群就自动崩塌。

这浅薄的想象无非模仿着人类社会的秩序，这种电子游戏感十足的打垮大boss，其他小兵小卒自动四分五裂的设定非常幼稚、敷衍，但却行之有效，是这一类电影当中最不会出错的写法。它出现于《长城》也同样出现于《独立日2》，所以你很难说，这是张艺谋本人的诉求。它更像是这种类型故事本身决定的。

我们看看它的故事核心，马特·达蒙和他的伙伴是两个唯利是图的人，贼、商人和杀手的混合体，他们的终极梦想就是发财，不惜以杀人越货为代价以获得那个时代的“核武器”黑火药。

▲ 马特·达蒙

马特·达蒙最初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只看利益不看旗帜，而景甜所代言的则是一个诉求相反的群体，如果说马特-达蒙为了吃饭而战，景甜一方则是为了信念而战。换句话说，马特·达蒙这个自由职业者碰上了一个有“单位”的人。马特·达蒙站在那个高台边上，面对嘲笑和激将，他说，我不跳了，我选择相信自己。

那个时候，这个自由主义的流浪者，一个唯利是图的游击战士，仍然不相信“组织”，也不需要归属感。但是后来，他变了，被英雄主义的荷尔蒙激发和催化，被集体主义的气场所吞噬与感染，当然，也有面对强敌的不甘，复杂的情绪让他愿意融入一个集体，这完成了一种“归化”，但他没有沉溺于集体主义，当所有人都在一次次跪拜的时候，这个一脸茫然的“外邦”最多不过是拱一拱手，而且，最终他仍然选择了和朋友离开那个集体。

有一种尽人皆知的老旧批评，认为张艺谋有着把个体湮灭进集体的自我潜意识，那样的批评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可以成立，但在这部电影的故事中，所有设定更像是一次自然的人心转变，如果刻意把这些都用来佐证张艺谋的政治观，有些太过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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